第五次围剿为何能够取胜？蒋介石得益于一个不太出名军官的建议_戴岳_碉堡_军事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失败，迫使其不得不展开艰难的长征。对此，敌方的原因主要在于蒋介石采纳了德国军官赛克特的建议，实施了“铁桶围困”和“建碉守卡”的策略，他的军事战略稳扎稳打，层层推进，逐步缩减红军的根据地，最终取得了围剿的胜利。甚至连《解放军报》与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合作编辑的《长征——你知道多少？》一书中也持有类似观点。

而在我方分析中，认为红军的军事指挥官李德和博古等人则彻底放弃了毛主席的战略战术，选择用“堡垒对堡垒”的方式进行消耗战，导致红色根据地的覆灭，最终只能主动展开西征，这一观点无疑是广泛认可的。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机构和学者此外提出，敌方的碉堡战术其实并非来自赛克特的建议，而是源于国民党第18师第52旅的旅长戴岳！他通过自身实践和对之前围剿经验的总结，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然，虽然戴岳的意见和其战术可能经过了相关人员的优化与调整，并且可能得到德国顾问的审查认可，但最终的成功果实无疑应归功于戴岳本人。

接下来，我们谈一谈赛克特。赛克特于1933年5月8日应邀来到中国，并于5月22日见到了蒋介石。在华期间，他对中国军事事务进行了深入研究，写下了《一个军人之思想》和《陆军改革建议书》，这两份文献都获得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誉。至1934年4月，蒋介石将他任命为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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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第五次围剿行动已经打响，早期的军事准备和粮草调配也已告一段落，并且碉堡战术早已实施。江西苏区境内大约有14000个碉堡正在建设中，而著名的广昌保卫战也早已结束。因此，赛克特不可能是这次围剿战略的策划者。

那么，是否是赛克特的前任乔治·佛采尔居功呢？佛采尔自1930年5月到1934年4月期间任职，他在此期间参与指挥的包括中原大战、淞沪事变及长城抗战等。佛采尔的主要贡献是在中原大战中，他建议蒋介石集中兵力对抗西北军，实现大规模步炮联合作战，从而帮助蒋系中央军赢得了关键胜利。

然佛采尔为人张扬跋扈，他的性格让蒋介石感到无法容忍，最终不得不离开中国。因此，可以说佛采尔也并非这个碉堡战术的设计者。

现在我们回到戴岳。戴岳于1888年出生在湖南新邵县，1970年去世。他早年就读于湖南陆军小学、湖北武昌陆军中学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并与蒋介石、唐生智、白崇禧、陈诚、薛岳等人是校友。在校期间，他秘密加入同盟会，参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

早期在湘军任职时，他历任上校炮兵营长、骑兵团团长、第1混成旅旅长以及第2师师长。他还参加了武昌起义和护国护法的讨袁战争。1923年春，奉孙中山之命率湘军主力返回广州，与其他部队联手打败了陈炯明的叛军，因而得到孙中山的嘉奖，被提拔为中将师长和韶关卫戍司令。

此后，戴岳在国民革命军中身居要职，先后担任第2军第6师师长（在此期间，他率军首先攻占南京，并拒绝执行蒋介石命令逮捕师政委萧劲光。为了保障萧的安全，他亲自护送其离开，并叮嘱其保持低调）、第18师第52旅旅长（即他在此任上参与了1930年冬在江西的第一次围剿中央红军）、南昌警备司令，以及多个警备区司令职位等。

1934年9月，戴岳因不满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做法，毅然辞去军职，返回家乡从事教育工作。1947年，面对日本侵略的全面战争，他先后担任陆军中将、湖南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及湖南省政府委员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1945年10月退役，重返家乡从事教学工作。

1949年10月，他在湖南邵阳迎接解放，并参与对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解放后，戴岳曾任民革湖南省委成员及多种职务，甚至在2011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纪念邮册中把他与黄兴、宋教仁等人并列为辛亥革命的先驱。

如此详尽地介绍戴岳的历史轨迹，主要是想强调：他是一个极具智慧，善于总结且勇于实践的人！在关键时刻，能够清楚地判断形势并作出正确决策的个体。不过，对于他1930年参与围剿红军并在后期撰写《意见书》的经历，可以说是他人生旅途中的一个歧途。

接下来，我们将详细探讨戴岳的碉堡战术是如何形成并最终被采纳，从而在第五次围剿中取得胜利的。

早在1929年冬天，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在南昌召开了一次“清剿”会议。会议中，与会者普遍认为红军处于绝对劣势，只要国军积极出击就可以轻松剿灭。然而，由于赣地国民党兵力有限，红军虽然装备简陋，但依靠优越的地理条件快速壮大，显然盲目的“进剿”已不再可行。

在这次会议上，第12师师长金汉鼎回忆起清政府在围剿云南和贵州土著时，采取碉堡政策给对方造成了巨大的消耗，因而他也提出了类似的对策：建设碉堡并进行守卡，逐步压缩苏区，最终“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尽管这一建议在一开始获得一些重视，但依然面临许多质疑，认为频繁调动部队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困难重重。

金汉鼎的这个建议最终汇报给了蒋介石本人，但由于蒋认为此时红军力量尚弱，不必劳师动众，因而并未采纳，选择了推进打运动战的策略，结果令红军趁机诱敌深入，将其包围并歼灭！

这项建议虽是金汉鼎首次在大型作战会议上提出的，因并未被重视，后续金汉鼎也因此没再提出，失去了首创者的地位。反而是参加会议的第18师第52旅旅长戴岳，对这一观点深有感触，并回忆起自己以往参与类似战斗的经历，随即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付诸实践，实施“建碉守卡”，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后来的《意见书》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戴岳参加会议后，回想着1923年奉孙中山的命令向广东增援，沿途看到居民们聚居在碉堡内，手中不离武器自卫。当援粤军请求居民下来购买物品时，他们却坚决拒绝，甚至发展到互相射击的局面，结果援粤军不仅遭受了损失，也对此类碉堡无能为力。1926年，戴岳再次率军剿匪，匪徒同样依赖碉堡和木栅进行防御，可见戴岳早已意识到了碉堡防御的强大。

此时，金汉鼎已经提出碉堡政策，戴岳将其牢记于心，终于迎来了首次实践的机会。1930年春，戴岳的旅在江西弋阳北部遭遇大规模红军突袭，其中一个营遭遇重创，经过其他部队支援后才得以脱离险境并攻占要点。然而，在红军的土地上，老百姓坚守着坚壁清野，构筑起防线，使得戴岳部队根本无法立足，只能退回原有防线。

为了今后能够在苏区站稳脚跟，戴岳召集部下召开了会议，决定建设碉堡。于是，他派一个营到靠近苏区和战略要冲的贵溪夏家岭建立碉堡。戴岳亲自勘察地形，选择堪称理想的地块，绘制图纸，并撰写关于建造方法的说明书。

这座碉堡呈现方形，约一丈四尺见方，共分三层，采用红石建造，四周设有枪眼以及防射设施，周边筑有矮墙并也有枪眼，墙内还搭建了供平时居民集聚而住的棚子。碉堡内常备充足的粮食、柴草和饮水，工程在近一个月内完成。

平时，碉堡内驻守一排人（有时甚至只有一个班），得益于碉堡坚固的结构和地势较高，视野开阔，红军曾多次发起攻击，却始终无法接近，最终无功而返，这证明了碉堡防御的强大！随后，戴岳命令依葫芦画瓢，在自己的防区内，广泛建设碉堡，自此红军的攻击未能撼动阵地，也没有再让红军夺走地盘。

可以说，实践带来了真知，戴岳的对碉堡的信心也因此增强。到了1930年12月，作为52旅的旅长，戴岳参与了由张辉瓒担任师长的第18师，发起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然而结果却惨遭失败，师长被俘，戴岳只能狼狈逃回南昌。

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不久便组织了第二次围剿，由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作为总司令，开始重新规划。何应钦通过鲁涤平，向戴岳索取战斗经验，帮助后续的剿共行动。经过两天时间，戴岳撰写了《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的《意见书》，为何应钦提供了战略建议。

这份《意见书》详细阐述了苏区发展的原因、共产党及红军的组织架构、动员方式、军民关系等，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自己军队和地方警察纪律松弛、官员贪污以及对百姓的压迫。对于“清剿”红军的方法和“进剿”部队的诸多注意事项，以及苏区收复后应如何处理的建议都进行了详细的总结，特别强调了碉堡政策，并给出了具体实施方法。

《意见书》不仅是戴岳之前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理论上的进步，最终交给何应钦后，得到了后者的高度认可。不久后，何应钦将其印制成小册子，发放至赣部队各级官佐，并亲自作序，溢美之词可想而知。与此并行，何应钦为闲置在家的戴岳配备了2000人，组建了第四挺进军（后改编为独立第36旅），由戴岳担任总指挥，再次返回贵溪和弋阳驻防。甚至连后来的著名汤恩伯旅也隶属于戴岳的指挥。

重返防区后，戴岳在辖区内积极推广碉堡政策，不到一年时间，碉堡如雨后春笋般遍布，最大的可容纳数百人，小的也能容纳三四十人，周边的县市也争相效仿。后来，戴岳部队调防至浙江，他同样贯彻执行碉堡战略，大部分防地基本未受威胁。

在第五次围剿开始之前，蒋介石认真总结了多次作战的教训，放弃了以前长驱直入及打运动战的打法，采取了戴岳等人的成功经验，经过侍从室整理各方建议，最终制定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战略，严密包围并切断苏区，使红军在消耗战中陷入被动境地。

遗憾的是，在这个阶段，红军的领导人正好落入了蒋介石的圈套，以堡垒对抗堡垒，试图硬拼，恰逢其所，结果难免失败。

总结而言，戴岳是第五次围剿的主要谋划者，收集和提炼出成功经验的有晏道刚、贺国光、杨永泰、柳维垣等，而具体推广实施的则是何应钦、鲁涤平、金汉鼎等。当然，最终决策权仍在蒋介石的手中，虽然他也是最后醒悟的，但总算还是没有太晚，第五次围剿终究达成了“胜利”，这也是冥冥中注定的。

诚然，国民党取得了胜利，红军则遭遇了惨败。我的内心并不希望这个祸国殃民的国民党获胜，我渴望红军能够战无不胜。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从历史中提炼经验与教训，以供后人借鉴。

发布于：天津市